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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建設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背景、挑戰與策略—以西湖大學為例

時間:2019-08-06 瀏覽量: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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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底,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已達51.6%,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688所(含獨立學院257所),在學總規模達4002萬人;其中,民辦高校757所,普通本專科招生219.69萬人。民辦高等教育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生力軍。然而,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由于辦學歷史短、底子薄、資金少、師資弱,長期以來處于高等教育金字塔體系的底端,其辦學質量和社會聲譽整體不高,社會上倡導建設一流民辦大學的呼聲不絕于耳。面對新形勢、新期盼,如何建設我國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是一項值得深思的課題。

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是指高起點新建的,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定位,具有高水平師資、設施、生源、辦學質量的民辦高校。西湖大學作為我國第一所由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的非營利性研究型大學,自成立之初就被寄予厚望,是具有示范性、典型性、特殊性的后發民辦高校,也是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典型代表。與國內傳統高校不同,西湖大學在短時間內成立,從學校籌備辦學到招收第一屆博士研究生只用了不到三年時間。成立之初,學校即以培養拔尖創新型人才為宗旨。2018年,西湖大學成立之初僅有479人,包含139名博士研究生,68名教師,159名科研人員,113名行政和基金會工作人員;至2019年,在堅持只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前提下,學校師生人數達到了899人,師生規模增加了近86%。這所“小而精、高起點”的新型民辦大學充分利用社會力量,最大限度地獲取政府支持以最快的速度不斷發展。在國家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的背景下,深入分析西湖大學的生成機理,對我國深化高等教育辦學體制改革、建設后發一流民辦大學、促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西湖大學的創辦背景

2015年3月,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和王堅等學術知名人士向習近平總書記致信,申請創辦我國民辦國際化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該建議得到了習近平總書記及中央有關領導的批示和肯定,浙江省委省政府、杭州市委市政府對此也給予了高度關注與支持。2016年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2017年9月,首批博士研究生入學;2018年2月,教育部下發《教育部關于同意設立西湖大學的函》;2018年10月20日,西湖大學在浙江杭州西湖區正式揭牌成立。這所以“小而精、高起點、有限發展學科、聚焦科學技術”為辦學定位的民辦大學一開始便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西湖大學能夠在民辦高等教育這片洼地上快速崛起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

(一)國家大力支持社會力量興辦教育

20世紀80年代初,西方興起了行政體制改革—新管理運動,旨在強調以有效率的市場機制取代無效率的科層官僚制。在此背景下,西方政府大力推進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并極力提倡各種社會力量為高校辦學提供支持。到了20世紀90年代,具有自治性、志愿性和非營利性等特征的第三部門興起,越來越多致力于社會公益事業的社會中介組織參與辦學。在全球教育民營化和新公共管理運動背景下,我國民辦高校也獲得了快速發展。2010年,《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發展教育和社會培訓事業;2012年,教育部頒發的《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資金進入教育領域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實施意見》進一步指出,鼓勵和引導民營資金進入教育領域;2017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鼓勵社會力量以捐贈、投資及合作等多種方式舉辦或參與舉辦法律允許的各級各類學校。通過放寬辦學準入條件、拓寬辦學籌資渠道、健全學校退出機制等,我國吸引社會資源進入教育領域。我國公立高校的發展模式已基本穩定,通過新建一所公辦大學推動一流大學建設困難較大,可能給政府增添更大的財政負擔,而民辦高校擁有更大辦學自主權,辦學體制和運行機制更加靈活。國家政策的出臺為社會資本參與辦學和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崛起創造了有利條件,西湖大學的創建正是源于這一歷史背景。

(二)社會力量捐贈舉辦教育意愿增強

穩定的資金來源是高校辦學的重要經濟基礎,民辦大學的發展更是離不開社會力量的大力支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個人、企業、社會組織的捐贈意愿逐漸增強:2018年,對教育、醫療健康、人群服務等領域的捐贈額突破1000億元。2016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正式開始實施,這為社會慈善事業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美國許多私立高校,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世界知名高校的發展都離不開社會捐贈和基金會的大力支持。其中,耶魯大學的捐贈資金占每年學校財政預算的30%~40%。2014年,上海先試先行,由上海杉達學院、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及上海東海職業技術學院等七家單位聯合發起成立上海市民辦教育發展基金會,共籌得首批7730萬元資金,這是全國首家民辦教育發展基金會。同年10月,湖北首家民辦高校教育發展基金會—武昌工學院教育發展基金會成立并接受來自社會各界的150萬元捐贈。當前,雖然教育基金穩中增長,但大多數集中在公辦高校,民辦高校能夠募集到的社會資金相對有限。事實上,民間資金捐贈教育,企業和個人積極興教助學,為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撐。西湖大學的主辦方為非營利公益基金會—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其任務即籌集民間資金支持學校辦學。截至2018年底,西湖大學基金會社會各界協議捐贈金額已超過43億元,其中到賬金額超過15億元;協議金額超過1億元的創始捐贈人達36位。這些民間資金的投入,表明了社會力量對西湖大學的認可與支持。

(三)民族復興呼喚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

大學是國之重器,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一流大學的崛起。大學作為高新知識生產的壟斷者,占有了決定國家競爭力強弱的知識權力,缺乏卓絕大學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學支撐的國家不僅是沒有競爭力的國度,而且難以擔負起民族振興的歷史責任。2015年,我國提出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這是黨中央的重要決策部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亟須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提供人才、智力支撐。《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指出,到2035年我國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邁入世界教育強國行列,高等教育競爭力明顯提升。建設新型高水平民辦高校,有利于彌補國家教育財政經費不足窘境,培育和補充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有利于樹立榜樣標桿,增強民辦高校的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有利于形成一流民辦高校和公辦高校之間的良性競爭,激發高等教育改革與創新,推動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加快我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征程。從浙江來看,除了浙江大學、中國美術學院和寧波大學之外,研究型大學明顯匱乏。這與浙江省區域創新驅動發展和杭州城市國際化建設的戰略定位不符。利用該省民營經濟發達的優勢,籌建民辦性質的西湖大學是浙江結合自身發展定位對時代需求的回應,也是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

(四)民辦教育政策法規體系不斷健全

為了促進民辦高等教育發展,我國不斷完善相關政策法規,為新時期民辦高校依法治校、依法辦學提供政策依據。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是2016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以下簡稱《民促法》),開啟了民辦高校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分類管理的新時代。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民辦學校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指出要充分發揮民辦學校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黨組織參與決策和監督機制,強調民辦學校黨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17年,《國務院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細則》《營利性民辦學校監督管理實施細則》三個《民促法》的配套文件陸續出臺,以差別化扶持和規范管理為抓手,提出加強黨對民辦學校的領導、實行分類管理制度、建立差別化政策體系、加快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等,解決了營利和非營利性兩類學校到哪里登記、如何登記,營利性民辦學校能辦什么學、如何辦學、如何辦好學等問題,為民辦高校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高質量健康發展指明了方向。2018年,司法部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送審稿)》,對《民促法》進行了補充和細化。這一系列政策法規的出臺,反映了我國民辦教育政策法規體系不斷健全,民辦高校的平等法律地位正在逐步落實,對非營利性民辦高校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從而為諸如西湖大學之類的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興起營造了良好的發展環境。

二、西湖大學的生成機理

西湖大學是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典型代表,從其創辦發展的歷程看,西湖大學的生成機理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獲取政府支持,整合辦學資源

民辦高校是資源消耗型組織,政府是最大的資源掌握者,高水平民辦高校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創辦西湖大學的申請在獲得批示后,浙江省委省政府曾多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籌設工作,協調解決各種困難,推動落實法人財產權和資金支持,以保證西湖大學的正常運行。杭州市和西湖區積極創造條件解決學校籌建階段所需各種資源。第一,根據“杭州市人才新政27條”,杭州市、西湖區通過“領軍型創新創業團隊”形式,按照“一事一議”的方式給予人才專項經費資助4億元,其中第一期已到賬2億元。第二,杭州市政府與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簽署《籌建西湖大學(籌)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明確全力提供西湖大學辦學所需用地用房、設立民辦教育專項資金重點資助西湖大學發展等。西湖區通過收購改造廠區方式協調落實西湖大學前期—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云棲校區)辦學所需用地和用房,并積極推進西湖大學校園(云谷校區)的項目建設工作。第三,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加大經費扶持力度。在創建前期,浙江省、杭州市政府已明確在科研平臺建設、人才引進和博士培養等方面提供經費支持,并將結合各階段實際情況后續出臺具體支持政策。第四,浙江省、杭州市相關部門嚴格執行《民促法》相關規定,積極創造條件,全力幫助西湖教育基金會拓寬籌資渠道,加強指導、服務和監管,確保基金會良性運行。第五,浙江省政府協調人社、教育等部門研究制定高層次人才引進、教師職稱評聘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幫助其解決高層次人才和博士后的住房、社保繳納、子女入學等問題,為西湖大學引進高端人才和高效運行創造條件。

(二)實行專家治校,匯聚一流人才

建設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關鍵在于領導團隊和師資隊伍。創辦西湖大學的七位發起人均為國際頂尖科學家,在國內外都有豐富的高等教育實踐經驗,并對高等教育有著深刻的思考。一方面,他們借鑒國外一流大學創辦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他們對在杭州成立西湖大學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進行充分的論證,引領學校高起點發展。在此基礎上,西湖大學提出了創新可行的辦學思路,如“小而精、高起點、有限發展學科、聚焦科學技術”的辦學定位,“國際化、高標準、分期實施、科研先行”的發展思路,“民辦非營利性的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目標,以及“培養復合型拔尖創新的研究生與具有堅實基礎知識和專業技能的本科學生,著力培養以天下為己任、發揮領軍作用的高端人才”的培養目標等。

一流大學的建設需要一流的師資。香港科技大學在十年內獲得了快速發展,學校創建與發展的見證者孔憲鐸副校長在他的《東西象牙塔》一書中強調了一流師資隊伍對學校建設、發展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學校應招聘最優秀的教師,并為教師提供愉悅的工作、生活環境。為了借助和發揮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的高端人才優勢在西湖大學創建中的作用,杭州市政府與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緊密合作。西湖大學面向全球招聘優秀師資,截至2019年5月,西湖大學進行了多次招聘,正式簽約近百名獨立實驗室負責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PI)、博士生導師,其中大多數是“海歸”。前期入職的教師中已有7人入選第十四批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根據學校發展規劃,預計到2021年教師規模達到210人。一批優秀專家團隊的加盟,使西湖大學立足高起點,為西湖大學創辦一流學府提供了師資保障。

(三)堅持有限學科,助推特色發展

高水平民辦高校該如何起步、如何定位,事關長遠發展。西湖大學創立伊始即定位于“小而精”的精英教育理念,堅持發展“有限學科”。不同于當前許多高校追求學科門類多而全,西湖大學以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理學、前沿技術、生物學、基礎醫學等四個研究所為基礎,組建理學院、工學院、生命科學學院(含生物學和基礎醫學),優先發展理學、工學、醫學三大學科門類。與此同時,學校優先打造由施一公、饒毅、潘建偉、陳十一等科學家領銜的生物醫學新技術平臺、西湖模式動物資源設施、拓撲量子材料研制與測量平臺、先進微納加工與測試平臺等基礎科學與前沿技術高精尖平臺,突出學校特色。

西湖大學學科發展堅持揚長避短,有所為有所不為。學校自成立以來一直聚焦基礎學術研究和科技轉化應用,致力于創造影響世界、造福人類的科學知識和前沿技術發展,致力于在基礎科學研究、技術原始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作出卓越貢獻。西湖大學重視學科的交叉與融合,圍繞國家和浙江省亟待破題的領域展開學科建設。西湖大學分批規劃設置生物學、生物醫學工程、藥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環境科學與工程等十三個一級學科,并根據社會的需求進行相應調整,重點培養復合型拔尖創新人才。

(四)設立基金會,促進多元籌資

世界后起高水平大學都強調辦學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其中,設立基金會是高校籌資的一條重要渠道。美國私立大學分為營利和非營利兩類,由于營利性高校的逐利性,導致其發展過程中出現輟學率高、貸款率高、違約率高等現象,降低了學校的聲譽,為此,聯邦、州政府及認證機構等相關部門紛紛介入監管。反觀不少私立非營利大學,如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通過基金會形式運作,辦成了世界一流名校。我國民辦高校雖然辦學自主權較大,但多數學校靠舉辦者投入、學生學費實現滾動發展。辦學經費的缺乏,使學校在師資建設、設備設施配備、活動開展等方面受到諸多限制,這些都難以營造孕育世界一流大學的環境。

不同于一般民辦高校的企業投資或個人舉辦模式,西湖大學參照國外經驗并結合國內實際,采用基金會籌資的辦學模式。西湖教育基金會成立于2015年,是浙江省民政廳批準成立的非公募基金會。基金會運行模式既能有效確保辦學的公益性,提高學校的公信力,又能發動社會力量提高高等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廣泛吸引社會捐贈,籌集更多辦學經費。雖然西湖大學的經費來源主要包括舉辦者出資、辦學收入、競爭性科研項目經費及人才政策支持經費和政府扶持資金等,但政府的支持不同于公辦高校,政府不直接參與學校管理。學校的日常運行經費由西湖教育基金會承擔。該基金會成立理事會,成員由著名專家、社會賢達構成,成為學校連接社會的中樞紐帶,為學校的創建和發展匯聚社會資源。

(五)優化董事會結構,奠定治理基石

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是高水平民辦大學發展的基石。西湖大學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并高度重視、不斷加強黨組織建設,充分發揮黨委對學校發展的引導和監督作用。黨委參與學校重大事項的決策和管理,學校實行自主管理、分級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監督的運行模式。

克拉克·克爾(Clark Kerr)等指出,董事會的好壞取決于其成員的優劣。西湖大學的董事會為學校最高決策機構,由15人以上(含)組成,最多不超過30人。董事會設主席1人,副主席1人,董事若干。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應具有五年以上高等教育教學經驗。董事人選分為當然董事和推舉董事。當然董事包括學校校長、1名學校黨組織主要負責人、1名舉辦者代表、1名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推薦的代表、1名地方政府根據工作需要推薦的代表、3~5名學校顧問委員會推舉的代表、1名學校教職工民主選舉推選的學校教授代表及1名職工代表。推舉董事即由舉辦者推舉的代表,推舉對象為對學校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專業人士、工商界及其他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其中包含1名學生代表,由學生民主選舉產生。首屆董事會主席與副主席由西湖大學籌委會提名并由舉辦者審核確認。董事會主席、副主席及董事每屆任期為四年,董事會成員可以連選連任,校長不得同時擔任董事會主席。校長由董事會聘任,常務副校長和副校長由校長提名,董事會批準后予以聘任,副校長的分管工作由校長決定。學校設立監事會、顧問委員會、校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及學位評定委員會等,依照章程和相關規定行使各自的職權。學校監事會由3人組成,其中至少有1名是教職工代表,其他的監事會成員由舉辦者推選和更換。監事不得兼任董事、校長或財務負責人。監事會每屆任期為四年,最多連任兩屆。學校明確實行回避制度,校長、副校長、監事會成員及學校財務、人事、各院系等主要負責人與直接下屬之間不應具有直系血親、近姻親關系;董事會、校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審議有關議題時,直接利害關系人應當回避。這些舉措奠定了西湖大學的現代大學制度根基。

從西湖大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生成機理。西湖大學既吸取了公辦高校辦學追求公益性、注重公信力、遵循大學理性的特點,又發揮了傳統民辦高校靈活高效、決策迅速、面向市場的民營體制機制優勢,在辦學資源整合、經費籌集、人才招聘、學科發展、治理結構等方面都實現了高起點規劃、高起點發展,呈現全然不同于傳統民辦高校“次優選擇”的嶄新形象。

在當前民辦高校分類管理和“雙一流”建設的大背景下,西湖大學的生成機理可以為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建設發展提供參照:政府大力支持是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發展的基本前提;堅持專家治校、匯聚一流師資是確保民辦高校堅持教育規律、守望教育初心、提升教育質量的關鍵所在;特色化辦學、差異化發展是建設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必由之路;多元籌資是建設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重要支撐;健全治理結構是建設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重要基石和堅實保障。

三、西湖大學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

雖然以西湖大學為典型代表的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起點高、發展快,但其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不少挑戰。如何科學、合理地應對這些挑戰,對這些學校的可持續、高水平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辦學定位需進一步明晰

進入21世紀以來,知識生產逐漸從“孤立”走向“聯合”,大學開始攜手與政府、企業共同生產知識,共同解決國家和地方社會經濟發展遇到的瓶頸問題。如何掙脫傳統民辦高校固有的辦學模式,把握時代脈搏,對學校辦學進行精準定位,確立在國家和地方發展體系、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地位,是當前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民辦高校的定位主要包括其在整個社會大系統中的定位、在整個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定位和學校內部各要素在學校發展中的地位。長期以來,民辦高校在我國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民辦高校在辦學過程中面臨著聲譽不佳、經費不足、生源較差等問題。不少民辦高校為了獲得更為廣泛的生存空間,在辦學上逐漸向公辦高校、研究型大學趨同,進而導致這些民辦高校在盲目“貪大、拔高、求全”的過程中背離了辦學的初衷。

西湖大學在辦學過程中也面臨著精準把握辦學定位的挑戰。學校成立之初即定下了用一年的時間趕超洛克菲勒大學,并計劃在五年之內比肩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十五年后媲美加州理工大學等宏偉目標。事實上,縱觀世界知名高校發展歷程,其發展都需要時間的沉淀與辦學的積累。近年來,關于西湖大學辦學目標和定位好高騖遠的質疑之聲不絕于耳。浙江省對西湖大學的辦學定位也進行了多次調整。從2019年1月《關于全面實施高等教育強省戰略的意見》提出支持西湖大學以新機制加快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到2019年3月浙江省教育大會上提出推動西湖大學早日建成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學,到2020年3月浙江省頒布的《關于進一步調整優化結構提高教育經費使用效益的實施意見》中對西湖大學辦學定位的描述去掉了“世界一流”,再到2020年5月出臺的《浙江教育現代化2035行動綱要》中又恢復了西湖大學“世界一流”辦學定位的描述,提出“支持西湖大學探索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的浙江新模式”。從政府文件多次不同表述中可以發現,西湖大學的辦學定位在不斷地摸索和實踐,下一步需要根據國情、省情、校情作出科學、合理的調整,進一步明確辦學定位。

(二)辦學經費需進一步拓展

經費籌措是民辦高校面臨的一大瓶頸難題。自1987年我國頒發《關于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暫行規定》提出“社會力量的辦學經費自行籌措”后,“經費自籌”政策從此一脈相承。對民辦高校來說,舉辦者往往在建校時投入一筆經費后就很少再有追加投入,大部分民辦高校走上了“以學養學、滾動式發展”的辦學道路。長期以來,學費收入成為我國民辦高校辦學經費的主要來源,全國民辦高校的學費占經費總收入的70%以上。民辦高校過分依賴學費,會導致走上規模擴張、質量下降、招生困難的惡性循環之路。而從世界范圍來看,高水平私立大學的學費收入一般只占辦學經費的20%左右。2018年美國經費最多的私立大學排名前三位是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其總收入分別達65億、52億、50億美元,其中學雜費收入分別為9.75億、10.9億、11.5億美元。截至2018年12月,西湖大學已獲得4億元科研經費支持和43億元社會捐贈,但實際到賬的金額仍然非常有限;與世界高水平大學相比,西湖大學的資金量級差距較大,經費短缺仍是制約新型高水平民辦高校發展的屏障。近年來,國內各高校年度財政預算整體呈增長趨勢。截至2019年,清華大學的財政預算以將近300億元遙遙領先于國內其他高校,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分別以191.77億元、190.07億元位居第二、第三;全國共有8所高校的年度財政預算已超過百億元。與國內這些知名高校相比,雖然國家及浙江省政府、各方社會力量都對西湖大學的辦學給予了大力支持,但從經費預算上看,西湖大學目前到賬的資金還很有限。而西湖大學要建設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甚至躋身世界知名高校行列,充裕、可持續性的資金支持必不可少。顯然,西湖大學在經費籌集方面仍然面臨較大壓力。

(三)辦學特色需進一步彰顯

特色是民辦高校競爭力的體現。民辦高校是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產物,其發展受到市場規律的制約,首先考慮的是生存問題。它們出售教學服務,由學生購買;出售研究服務,由政府和企業購買。這樣,控制資源分配決策的權力集中在學生和研究成果購買者手里,而學校“成功”的關鍵就在于提供購買者需要的東西。西湖大學矢志建設一流研究型大學,其辦學水平高低的一個關鍵衡量指標在于其博士生的培養質量。西湖大學培養的人才不同于普通的研究型大學,其瞄準培養全球領軍人才,具備為國家重大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服務的能力,應有走向世界的魄力和擔當。到2022年,西湖大學的首批博士研究生即將畢業,屆時我們可以將其博士研究生的科研成果和學術創新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國內著名高校甚至國際一流大學畢業生進行對比,并追蹤博士畢業生的社會貢獻,這是衡量西湖大學辦學質量的重要標準,也對西湖大學的人才培養特色提出了更高要求。

辦學伊始,西湖大學就強調發展“有限學科”。在“有限學科”范圍內做到“有限卓越”,西湖大學需要充分利用從世界各地網羅的頂尖人才,打造一支高水平國際化師資隊伍。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蓄勢待發,一些重大原創性突破和顛覆性技術創新正在創造新產業、新業態。面對瞬息萬變的發展形勢,西湖大學重點發展的“有限學科”需要緊密結合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立足中國,放眼全球,科學調整學科專業發展方向,進一步凝練辦學特色,創新研究型人才培養模式,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力爭在全球高等教育舞臺上有一席之地,擴大在國際上的話語權,更好地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服務。

(四)辦學合法性需進一步強化

從外部和內部的制度供給來看,高水平民辦高校建設雖在形式上得到了認可,但在實質上還缺乏支撐其行使權力的法律和文化基礎,被社會接受的程度還不高,易陷入合法性危機。近年來,我國從國家到地方相繼出臺了各類政策文件,鼓勵建設高水平民辦高校,承認其重要性和必要性。2012年,《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提出“辦好一批高水平民辦高校”;2017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強調“鼓勵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辦學校培育優質學科、專業,打造民辦教育品牌”;2016年,陜西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支持和規范民辦高等教育發展的意見》也提出“省財政設立專項資金重點用于高水平民辦高校建設”。這些倡導性政策文件表達出政府對建設高水平民辦高校的肯定和支持,但對高水平民辦高校的設置條件、建設目標、建設內容、評價標準、扶持政策等都未涉及。西湖大學作為一所新型民辦大學,非常重視科研和實驗室建設,擁有一批獨立PI,但是目前只能與復旦大學等高校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至今還沒有博士學位授予權,也沒有本科生招生資格,難以為高精尖的基礎科學研究提供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持。此外,舉辦者或其家族控制學校仍然是眾多民辦高校內部治理結構的典型特征,缺乏相關的制度保障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各司其職、各盡其能,難以形成多邊、民主、透明的權力制衡體系。總之,優良的內外部治理體系可以保障民辦高校的高質量發展,規制合法性、規范合法性、社會認知合法性是影響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建設的重要因素。

四、我國建設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對策建議

以西湖大學為代表的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寄托了全社會的厚望。展望未來,這類高校如何既立足中國本土,又放眼國際,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的發展路徑,發揮中國高水平民辦教育改革創新的試驗田作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精準確立辦學定位

正如阿什比(Ashby)所言,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亦步亦趨、依葫蘆畫瓢難以辦出高水平大學,唯有精準確立辦學定位才能促進學校的長遠發展。當前,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辦學規模定位、層次定位、類型定位較為明晰,形成了統一認識,但是對于培養目標、發展目標、服務面向定位仍需進一步厘清。一是要明確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堅持立德樹人、培養人才是大學的根本任務,那么,西湖大學之類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這是學校必須首先明確的定位之一。西湖大學作為高起點發展的研究型大學,應該樹立培養全球領袖人才的目標,致力于拔尖創新研究型人才的培養。二是明確學校發展目標定位。西湖大學是辦成全國一流大學,還是世界一流大學,抑或是新型研究型大學,這一總體辦學目標定位直接影響到學校的長遠發展。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堅持“小而精”、國際化的辦學理念,矢志于建設新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既不同于傳統老牌重點大學的發展模式,也不同于國外一流私立大學的發展模式,要致力于開創中國后發民辦大學發展的新模式、新路徑。韓國浦項科技大學、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德國烏爾姆大學、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均是短短數十年內快速崛起的后發大學典范,有著清晰明確的辦學目標定位。三是明確學校服務面向定位。大學服務面向定位影響到學校的學科專業發展方向、辦學治校理念、科研服務領域等。西湖大學作為位于浙江杭州的新型民辦大學,其服務面向應該以“科學的本土化應用”為邏輯起點,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以為本土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為基本著力點,為國家和地方的發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撐,同時放眼全球,關注人類發展,服務世界。日本科技之所以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因為日本大學將科研定位于“巴斯德象限”—科學研究服務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我國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專注于知識認識和知識應用的結合,加強理念創新、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創建國際一流的學術高地、研發基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二)廣泛開辟資金來源渠道

經費投入是學校的運營之本,新型高水平民辦高校需打開融資渠道,拓寬資金來源。世界一流私立大學的經費來源多元,包括研究經費、社會捐贈、學費收入、政府合同收入、校辦產業等,這些經費支持為學校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基礎保障。2017—2018學年,美國聯邦政府給予私立非營利大學的生均資助達到5300美元,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生均資助達到4500美元。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選擇“小而精”的辦學模式,學費不應成為其主要收入來源,而應通過不斷提升社會服務能力,從國家、省級和地方三級政府爭取更多資助,包括政府撥款、購買服務、獎助學金、科研獎勵、低息貸款、稅收減免等。同時,服務收入應成為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重要經費來源。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不斷深入,世界高水平私立大學的服務收入日趨增長,斯坦福大學2018年研發收入高達11.1億美元,麻省理工學院高達17.1億美元。西湖大學等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也可以利用自身的科技、智力、設備等,不斷提高對外服務、生產和銷售收入。此外,企業、基金會的捐贈一直都是世界高水平私立大學的主要收入來源。近年來,我國的捐贈文化逐漸興起,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可以擴大社會影響力,獲得更多組織的認可與支持,獲取更多的捐贈經費。另外,通過基金會投資獲得經濟回報也是高水平私立大學的經費來源之一,比如普林斯頓大學設立了投資公司,2016年投資回報達到9.34億美元,占總收入的55.3%。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可選擇設立教育基金會,再通過基金收益和后期學校附屬產業的經營收益,為學校辦學提供經費保障。

(三)凝練塑造辦學特色

在大學特色生成和發展的路徑選擇上,每一所大學所選擇的適宜路徑并不相同,但都是在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下適應社會和時代需求的自我變革和自我創新。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需要選擇一條不同尋常的特色發展之路,把握知識生產模式Ⅱ的特點,按照適宜的方式生長乃至繁盛。

首先,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要打造人才培養特色。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創新寓教于研、科教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人才支撐。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人才培養模式,采用靈活個性的學生選拔方式和多學科交叉的培養方案,借助獨立實驗室制度,錘煉和提升研究生和高年級本科生的科學研究能力,力爭培養復合型、拔尖創新型的博士生、碩士生與具有堅實基礎知識和專業能力的本科生。其次,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要鍛造師資隊伍特色。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須打造頂尖師資隊伍,按照高水平學術標準,向海內外招募領軍人才和青年科學家,建立完善“預聘長聘”聘任體系;基于“因事設崗、精簡高效”原則,發揮民辦體制機制優勢,配備結構合理的教研輔助隊伍;按照“精干高效、重在服務”的原則,組建專業化的行政服務團隊。最后,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要打造學科專業特色。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要揚長避短,加強學科建設,緊跟世界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以重大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聚焦生物、基礎醫學、理學和工學等前沿學科,鼓勵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和融合,創建以知識為中心的學科知識、學科活動和學科組織。西湖大學等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學科建設應借鑒創業型大學理念,緊扣時代脈搏和國家戰略需求,找準方向予以重點突破,打造高精尖科研平臺;發揮頂尖學科帶頭人優勢,優先打造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前沿科技平臺,追求原創性科學發現與科技應用的結合。

(四)優化內外部制度環境

提升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合法性地位離不開內外部制度環境的優化。從外部制度供給看,國家需要制定具有針對性、可操行性的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建設的配套政策文件。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與傳統民辦高校相比,更重視科學研究和拔尖創新型人才培養。因此,對于這一新型的高等教育辦學類型,國家應鼓勵大膽探索,出臺支持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建設的政策,明確此類高校的設置條件、辦學標準、建設目標、評價標準、扶持政策等,加快推進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學位點建設,為其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和輿論氛圍,改變人們心中“談民色變”的成見舊俗。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作為政府大力支持的新型民辦高校,需要避免出現政府干預過度化、管理權力資本化、學術權力虛無化和民主管理形式化等問題。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探索“去行政化”改革,減輕來自組織場域、管制性制度、文化認知制度的壓力,建立規范性制度,減少交易成本,從而優化資源與權力配置。政府應從外部扮演好政策制定者和行政監管者的角色,積極引導學校依法辦學,下放招生、收費和專業設置自主權等,利用社會中介組織發揮市場評估和監督作用。

從內部制度供給來看,我國要加快推動現代大學制度建設,提高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改變人們心目中民辦高校“家族式”管理的印象。大學章程是學校的“憲章”,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將法律法規所賦予的辦學自主權逐條轉化為自治條例,自行設定學校主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將學校發展過程中的成功經驗寫進章程,制定切實可行、具有可操作性的治校規范。同時,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應不斷健全內部治理結構,規范權力運行機制。大學治理結構是現代大學制度的基石,本質是建構激勵與約束相容、能應對利益沖突的權力結構,讓學校的決策機構、執行機構和監督機構分工協作,形成權力制衡。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董事會作為權力的最高核心層,決策重大事項;校長在董事會領導下依法治校,獨立行使教育教學和行政管理權;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保障正確的辦學方向;監事會監督、審計學校的運行狀況;教代會與職代會保障師生權益,鼓勵教師和學生參與學校民主管理。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要落實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合理配置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學術權,在董事會、校長、黨組織、監事會、教師之間形成合力,共同促進新型高水平民辦大學的持續健康發展。

(資料來源:高校教育管理,2020年第4期;作者:闕明坤,陳春梅,有刪減)